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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盛戎、谭富英、马连良、张君秋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京剧可用两出戏名来概括：《鼎盛春秋》和《黄金台》，换句话说解放后1956至1965年是我国京剧艺术发展的黄金时代。

以京剧形成的发祥地首都北京而论，当时演出剧场众多，又以前门外最集中，如“广和”、“大众”、“中和”、“庆乐”、“民主”，再往南则有新建的“天桥剧场”、“北京工人俱乐部”；东城有“吉祥”、“圆恩寺”、“北京”；西城有“长安”、“西单”、“人民”、“展览馆剧场”；天安门两侧还有“劳动剧场”和“音乐堂”。以上10多个剧场天天有京剧演出。从参加演出的剧团来说，大小也不下20来个，如中国京剧院(到1960年已发展到4个团)；隶属于北京市的剧团就有北京京剧一团(李万春主演)、二团(谭富英、裘盛戎主演)、三团(张君秋、陈少霖主演)、四团(吴素秋、姜铁麟主演)，燕鸣(赵燕侠主演)、春秋(李元春、李韵秋主演)，梅、尚、程、荀四大名旦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剧团。1951年由香港回归大陆的马连良组建了马连良剧团，再加中国戏校、北京戏校的两个实验剧团，此外还有久占庆乐戏院的新兴京剧团(北京唯一的彩头班)等。如果再算上外省市京剧团来公演，那北京真可谓是百花争艳，姹紫嫣红，观众则是目不暇接，大饱耳福。就连《北京日报》当年的戏曲广告也占了半个版面。这种火爆的场面是近30多年罕见的。

陈少霖、李慕良、裘盛戎、马连良、李多奎、谭富英、张君秋

1956年首都京剧界出现了一个强强联合的新局面。如1956年12月28日正式合并组建的北京京剧团，就是由原来的马连良剧团和北京市京剧二团、三团合并而成的。1960年赵燕侠的燕鸣京剧团也并入北京京剧团，形成了马、谭、张、裘、赵五个大头牌合作的局面。据1958年北京京剧团花名册统计，全团共有175人，而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演职员既要坚持日常演出，又要兼职做好分工主管的行政工作，真正完全脱产的人(指不登台的人)也不过10人左右。据说该团每年向国家上交利润在30万元左右。

北京京剧团的正团长是马连良，副团长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1960年又增加赵燕侠为副团长。在团长领导下设有办公室(主任陈少霖，副主任谭世秀、黄元庆、李慕良、郝友)主要负责排戏、安排演出及率团外出生活方面的工作。办公室下边还设有演出科，4位科长分别负责演出的具体落实。一位是张洪祥率李庆才、李德奎两位剧务，负责谭富英、裘盛戎的演出剧目协调；二是刘雪涛率一名剧务吕长福负责张君秋演出剧目的协调；三是马崇仁、周和桐率一名剧务迟金声负责马连良演出剧目的协调。此外剧团还成立艺术委员会，主任由马连良兼任，副主任是马富禄、刘雪涛，主要为保证和提高日常演出的质量。总之剧团的主要业务活动，还是由团长、副团长研究决定，上级派到剧团的辅导员都是辅助团长们的工作，就是1960年前后到剧团工作的栗金池、薛恩厚等领导同志，也对具体的业务工作不做过多的干预。这么多头二牌演员聚在一起，在排演很多剧目中能不计牌位和得失，相互协作，这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现据1958年北京京剧团的花名册，按行当，主要摘记如下：

老生：马连良、谭富英、陈少霖、马盛龙、马长礼、高宝贤等15人；

武生：谭元寿、黄元庆、张滨江、杨少春、王元信等27人；

小生：刘雪涛、茹富华、闵兆华等6人；

旦角：张君秋、李世济、李毓芳、小王玉蓉、任志秋、赵丽秋等15人；

花脸：裘盛戎、周和桐、张洪祥、郝庆海、李德奎、张韵斌等10人；

丑角：马富禄、李四广、慈少泉、钮荣亮、李盛芳、蒋元荣等12人；

老旦：李多奎、耿世华、何盛清、罗荣舫等4人；

场面：谭世秀、金瑞林、郝友、王和义、江明德、谭世强、马连贵、李慕良、王瑞芝、何顺信、汪本贞、李德山、唐再炘、周文贵等33人；

舞台队(含化妆人员)：王宝昆、李逢春、赵万元、余国栋等37人；

其他人员：何志广、方雅泉、杨松岩、张君杰等9人；

领导、协理员：栗金池、马鸿光、冯义贤、梁清濂、高乐春、张仲杰、王雁等7人。

《龙凤呈祥》

北京京剧团一年中有多一半的时间要到外地巡回演出，一般由几位团长分别带队，再根据所演出的剧目来调整同行的基本演员，并充分利用外出的间隙或打住戏以后，安排学生或排新戏，有时在路途中就将演员的“单词”抄好发给演员，以便提前熟悉角色和戏词，到正式响排时就节约了不少时间。在北京演出时，多轮流在各剧场，但在北京市工人俱乐部的演出安排多一些，因为该处又兼作剧团办公、排戏的地方，这样可以节约戏箱、布景的运输时间和开支。每场演出的票价，要看有几位团长主演，一名团长主演时，每张票价1.20元；两名团长合演时，票价1.50元；三名团长合演时，票价1.80元；四名团长同时登台时，票价2.50～3.20元。每位团长各有擅长的剧目，如马连良的《海瑞罢官》、《青风亭》、《十老安刘》、《苏武牧羊》、《赵氏孤儿》等；谭富英的代表剧目有《桑园寄子》、《乌盆记》、《失空斩》、《战太平》、《大探二》等；裘盛戎的有《赤桑镇》、《牧虎关》、《探阴山》、《打龙袍》、《秦香莲》、《盗御马》等；张君秋代表剧目有《望江亭》、《诗文会》、《玉堂春》、《状元媒》、《楚宫恨》等。四位团长联合演出常安排的群戏有《秦香莲》、《赵氏孤儿》、《龙凤呈祥》、《四郎探母》、《群英会·借东风》等。以上这些剧目的共同特点是能够充分发挥主要演员的特长，并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流派剧目，这对青年演员继承学习树立了规范的样本。这也是北京京剧团成立十年来取得明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根本保障和物质基础。

说到北京京剧团演员的工资待遇，在合团的头几年，仍沿袭过去北京市京剧二团、三团的方法，即以“死分活钱”的原则来确定每个演员的平均月工资数。所谓“死分活钱”就是以全体演员所挣的总分数去除每场演出的纯收入，来计算每一分的实值。如原北京京剧三团，每场演出每分的钱数是1.00～1.50元，这样算下来，张君秋团长，每场戏可收入60～100元(折合60分)；副团长陈少霖每场收入20～30元(折合20分)，以下以此类推。总之演出场次越多收入也越高。这充分体现了不搞“平均主义”，不搞“大锅饭”的精神，这种分配的原则也得到大多数演员的认同。北京京剧团直到1960年正式改为国营剧团，演员才确定工资级别，但是主要演员还享保留工资的补贴，直到1966年春季才取消保留工资补贴。据刘雪涛先生介绍，北京京剧团成立之初，各位团长的工资是马连良1700元，谭富英1500元，张君秋、裘盛戎是1400元。

北京京剧团成立10年来，确实为振兴京剧，弘扬国粹艺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现择其重要的事例介绍如下：

1957年1月2日、3日北京京剧团举行了合团公演，地点在长安和吉祥，由马、谭、张、裘四位团长合演两场《龙凤呈祥》。这两场戏戏码硬，演员阵容强，所以给广大观众以极大的艺术享受。

同年5月，北京京剧团三个演出团（队）在上海汇合，恰逢李多奎先生收香港弟子张语凡女士为徒，北京京剧团在上海的演员，均前往祝贺，并与众来宾合影留念。这张照片恐怕是当年合影人数最多的一张，也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

同年由北京电影制片厂邀请在京的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叶盛兰、萧长华、袁世海、孙毓堃等拍摄彩色戏曲影片《群英会·借东风》，由萧长华任艺术指导，岑范任导演。本片为保存京剧传统剧目的传世之作。1963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又拍了彩色戏曲片《秦香莲》。

访港代表团

马富禄、裘盛戎、姜妙香、马连良、张君秋、赵燕侠

1963年北京京剧团主要演员应邀赴香港九龙演出，由萨空了任团长，姜妙香任顾问。行前，周恩来总理还接见了马、谭、张、裘四位团长。这说明中央领导对此次赴港演出的重视。

1958年至1964年北京京剧团曾排演了多出现代京剧，如由小王玉蓉、马长礼、谭元寿、郝庆海等人主演的《智擒惯匪座山雕》，不少年轻演员从中得到锻练。1963年以后在北京又掀起一个排演革命样板戏的高潮，北京京剧团将沪剧《芦荡火种》改编成京剧，主要由赵燕侠、谭元寿、马长礼、周和桐、万一英等主演，后易名为《沙家浜》，被确定为8个样板戏之一。北京京剧团除谭富英、李多奎因病没参加现代京剧的排演外，其他几位团长都积极做了排演现代京剧的尝试。马连良在《杜鹃山》中饰演一群众角色郑老万，又与张君秋合排《年年有余》，曾在长安戏院公演一场，引起了观众极大的兴趣。张君秋也在《沙家浜》中饰演阿庆嫂一角。我印象当时广播电台曾播过这场戏的录音。裘盛戎则排演了《杜鹃山》、《南方来信》、《雪花飘》等，不少唱腔被戏迷传唱，这说明戏在人演。很多现代京剧，特别是8个样板戏，在内容上都受到不同程度极“左”的影响，但优美的唱腔往往让人们忽略了它的问题，而广泛地传唱开来。今天应如何对待它?值得人们深思。

北京京剧团曾与中国京剧院联合改编排演几出历史题材的京剧，如《赤壁之战》、《西厢记》等，虽然演出场次不多，但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组建10年的北京京剧团，给后世留下了丰富的京剧音像资料，他们的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和宣传。要不是“文革”一场浩劫，该团很多著名的演员还会活跃在舞台上，给广大观众创造出更多、更好、更优秀的剧目来。回忆往事给我们留下深切的怀念和终生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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