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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柏田/文

有些事，国家希望人们忘记，比如苏联的外宾商店。如果不是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提及此事，我们根本不知道此为何物。历史学家叶列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奥索金娜在此物消失半个多世纪后专门立书撰述，把小说家布尔加科夫视作引导她研究的路标式人物，某种意义上是把这部小说视作了历史文献。人们常说，小说比历史更真实。其实，小说是小说，历史是历史，本风马牛不相及，让小说承载历史之重，说焚琴煮鹤语重了些，但也确是难为小说家了。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小说家所写，在他那个年代本是日常之物，日常到了人们习焉不察的地步；而后来的历史撰述，却有意屏蔽、遗忘这些当年的场景，试图把人们的记忆格式化，随着时间流逝，它们真的魔术般消失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小说成了无意间闯入历史场域的一头公牛。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就是一次这样的意外，这样的意外其实还有很多。

伊凡诺维奇的梦

《大师和玛格丽特》第十五章里，有一天晚上，被捕的住房合作社主任尼卡诺尔·伊凡诺维奇做了一个被迫上缴外汇的梦：

他梦见一群手拿金喇叭的人前来迎接他，隆重地一路吹吹打打，护送他到一扇油漆大门前，一个响亮的男低音从半空中兴高采烈地对他说：请把外币交出来。然后他来到了一个剧院，整个大厅陷入浓重的黑暗，四周墙上跳出来燃烧着的火红色大字：交出外币。接下来，一些人被押上台，勒令交出外汇和黄金。所用的手段有劝说、欺骗、恐吓等。一个叫顿尔奇的知识分子已经被拘押一个半月了，因为交不出外币和钻石，被检举把美金和钻石项链藏在了情妇处，闹了个声败名裂；一个叫萨瓦·波塔波维奇·库罗列索夫的演员上台表演普希金的戏剧《吝啬的骑士》的片断，劝说非法买卖外汇者上交外汇。他突然倒在舞台上假死，一骨碌又爬起来，鞠了个躬退到幕后。稀稀拉拉的掌声中，主持人（也是全场的掌控者）站出来警告观众，如果拒不交出外币：“你们也会落到这样的下场，甚至还要惨”。尔后，场中开始有人陆陆续续交出外币和金子，他们不仅要交出自己的，还要检举亲戚私藏的。

布尔加科夫写作这部充满着石破天惊想象力的杰作，是在1928年至1940年间，发表已在他去世27年后。小说借由魔王闯入莫斯科和“大师”的一部手稿遭禁的故事，对重轭下的三十年代发出了黑暗中的笑声，并对艺术和权力的关系作出了新的思考。有关“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国家权力对公民财富的公开围猎，《大师与玛格丽特》如果不是惟一记载此事的文学文献，肯定也是最有影响力的记载之一。（同一时期相似的记载，还有作家维克多·阿斯塔菲耶夫在《最后的问候》中对1933年西伯利亚村庄的回忆：“那年，正是那年，无马的、饥饿的男人和女人们出现在冬季的叶尼塞冰路上，他们背着包，带着破东西和一丁点儿黄金去‘外宾商店’换东西。”）

工业化是一项十分昂贵的计划，需要在境外购买工业原料、技术、机器设备，向外国专家支付酬劳等等，这些都需要集中大量的黄金外汇。不巧的是，苏联的第一波工业化浪潮推动的1930年前后，正值爆发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萧条席卷全球之时，国际市场上各种初级产品的价格一落千丈，先前作为苏联主要外汇收入的粮食、木材和石油的出口所得大幅减少，连年外贸赤字已使国家的外汇市场徒有其名，根本无法为工业化输血，满足其对机器设备、各种物资和技术的进口需求。再加集体化摧毁了农村经济，整个社会都在半饥半饱的状态下靠定量配给度日，爆发于乌克兰又四处蔓延开来的大饥荒又来凑上一脚。

外汇储备既已耗尽，工业化这头巨兽又嗷嗷待哺，领导层的焦虑心情自是不难想象。为了这个国家的将来，他们把目光投向公民家里的橱柜、抽屉和首饰盒里的宝贝，亦属无奈之举。当然，强取未必明智，以打击货币投机为由头开展大规模的强取民众有价物品的运动已经过时，得有一个新生事物，藉此方可以让公民们自愿向国家上交黄金。

这才有了“外宾商店”在1930年代初的应运而生。当然，从问世直到落幕，就像它的名字（外宾商店的全称是“全苏外宾商品供应联合公司”）一样，它一直充满着种种悖论。最终，它在寿终正寝前完成了缔造者赋予的任务，从千千万万个家庭的首饰盒和橱柜流向“外宾商店”的黄金小溪汇成了一条水量充足的资金的大河，其价值相当于全苏工业进口额的三分之一，远超主要的外汇进项——谷物、木材和石油出口，既承担了国家工业化初期所需的大量黄金，也使几百万人靠着它度过饥荒。

如此看来，这个新生事物乃是创造了双赢局面的美好事物，为什么历史学家还要把伊凡诺维奇的梦看作那个年代“堕落”的痕迹之一呢？

帝国黄金故事

1929年4月的一个深夜，一辆从苏联新勒热夫开出的火车，装满毒气，亦载着黄金，驶往一千公里外的德国首都柏林。这是汤姆·提克威执导的长剧《BabylonBerlin》（《巴比伦柏林》）开场的一个镜头。时当魏玛共和国风雨飘摇之际，各方势力在这座罪恶之城开始角力。剧中开场的这列火车装载的黄金，正是托派小团体“红色堡垒”从苏联秘密偷运出来，计划以柏林为中转站送往伊斯坦布尔，以资助在那里避难的托氏“不断革命”。对这辆火车上的黄金的追索，成了这部三季28集长剧贯穿始终的主线之一。

俄罗斯帝国本来并不穷。相反，它富得流油。俄罗斯国家银行在一战前拥有大约17亿金卢布的黄金，相当于大约1300吨纯金。据说，当时俄罗斯的黄金储备在全世界中央银行中位居第一（也有一说是仅次于法兰西银行）。它能把这么多黄金折腾完也是本事。一部分被旧政府拿到国外换取战争贷款，一部分在内战中消耗、被盗和流失了。尽管如此，到苏维埃政府掌权时，其能支配的黄金储备仍然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大约10亿卢布，包括“二月革命”前夜交给克里姆林宫的罗马尼亚黄金，还有超过40吨从西伯利亚开采、十月革命前尚未纳入国家银行收支表的黄金。

这些黄金后来都去哪儿了？它们中的大部分在1920年代初被出售了，以填补越来越大的外贸窟窿。还有一部分则像德剧《巴比伦柏林》中所讲述的那样，被慷慨地输出，用于支持境外的共产主义运动、工人运动以及推动世界革命。再多的黄金也禁不起一个大手大脚惯了、不善理财的政府的折腾，从沙皇时代以来一直满涨的黄金池愈发枯竭了，庞大的黄金储备说没就没。而且，出于对资本和财富的一种古怪心理，这个政权成立最初几年，善于算钱被视作不革命的、可耻的阶级异已行为。

这就导致国家启动工业化计划时，国库里的黄金储备空空如也。其面临的风险，就是整个国家的工业化都有可能烂尾。1927年底，中央银行发出警报，法定的百分之二十五的硬通货发行担保的最低标准已处于被突破的边缘，这实际上已是国家外汇和贵金属储备的底线。为了偿还债务，政府亟需出售贵金属，主要是黄金。叶列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奥索金娜的研究表明，1927、1928两年，苏联政府向境外出售了120吨纯金，这意味着，政府已经用光了所有可自由支配的外汇贵金属储备，还把科雷马服刑人员开采的黄金也补充了进去。领导人的决心也真是大，家底荡光了，政府开始向外国人出售博物馆的藏品。

当整个国家都在借债度日时，货币干预也失去了意义。急剧通胀下，试图通过向自由市场抛售黄金和外汇来维持金融稳定最终导致了苏联黄金外汇资源消耗殆尽。当货币干预失去作用，民众手中的黄金、外汇开始流向汇率远超官价的黑市，到了这个时候，国家除了以打击货币投机为名强取豪夺，已无他法。伊凡诺维奇做的那个被迫上缴外汇的梦，事实上正是那个年代苏联人噩梦的开始。

有一个法子，可以让沉睡在民间的黄金如同被施了魔咒一般，自动长出双脚，跳到国家的金库里来，而且不会像先前没收人民黄金的运动那样激起众怒，你干不干？

第一个想出用商品换取日用金器主意的家伙，真是一个天才。此人名叫叶夫列姆·弗拉基米洛维奇·库尔良德，莫斯科第一百货商店经理。他说他经过半年“无休止的痛苦”思考，终于决定向领导提出了这个“重要建议”。这个金点子很快得到了当局的接受并推广，一个叫“全苏外宾商品供应联合公司”的单位应运而生。政府承诺，只要公民付出黄金和外汇，就可以在外宾商店享受到和外国人同样的权利，购买到和外国人一样的商品。金点子的发明者库尔良德很快得到了奖赏，晋升为莫斯科州外宾商店办事处的商业经理。

尽管之前国家银行也一直没有放弃征收黄金的努力，但在外宾商店这个新式利器前，可谓小巫见大巫。1921年至1928年冬天，国家银行从民众手里收购了11吨黄金，外宾商店在成立后的四年中，收购量将近国家银行的六倍之多，达到64吨。到1936年外宾商店寿终正寝，人们带到外宾商店的黄金总计已达约一百吨。国家银行和秘密警察一直没有干成的事，贸易人民委员会下面一个小小的外宾商店干成了，这也可说是四两拨千斤。

“被迫的自愿”

其实，“外宾商店”并不小，它的网络遍布苏联全境，从各大城市到边远小邑，到处都有它的办事机构。从斯摩棱斯克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从阿什哈巴德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真正做到了“从莫斯科到最远的边疆，从南方山区到北方大海”。1930年代的大饥荒加速了它的高光时刻的到来，到1932年底，其商店总数达到了1300余家。这个网络就像一只巨大的八足章鱼，它的吸盘从莫斯科开端，然后生出无数个小吸盘，再伸到每个城镇和村庄。它是国家操纵的黄金收割机，一台功率巨大的“抽水机”，其功能就是把黄金从人民口袋抽取到国库里。

领导人认为，革命后黄金失去了作为饰品的意义，也失了本身的消费价值。黄金和白银是旧时代小市民阶层的奇怪兴致，人们借助这些东西在生活中取得显赫地位。它对于苏联公民毫无用处，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并不取决于物质所得，而是取决于对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贡献。外宾商店办事处打出这样的广告晓谕人民：“日用金银器是旧时代小市民的庸俗趣味，过去人们获得这些是为了身份地位，苏联公民不再需要这些，应该在短时间内把金银制品兑换成外宾商店百货商场里最好的商品。”

亚历山德罗夫娜·奥索金娜描述道：“大饥荒比国家和领导层的迫切需求对1932年至1933年外宾商店的蓬勃发展发挥了更大的作用……1931年的粮食歉收加上国家征购、农业集体化、没收生产资料和土地导致了数百万人死亡。人们把拥有的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带到外宾商店，用来换取黑皮面包，而不是鱼子酱和皮大衣。外宾商店只获准接受外汇和黄金，但是饥民带来的是白银、钻石、祖母绿、绘画作品、雕像。饥民告诉那些反应迟钝的领导，可以从他们手里收取这些东西，并将其转化为那些建设中的大企业的车库和涡轮机。”当然，这些“自下而上的倡议”，领导最后都欣然采纳了。

无数装着银器、饰品、绘画、地毯、圣像画、宗教器具、瓷器、小型彩画、时钟等古董的箱子，源源不断地从外宾商店发往西方国家，换来国家建设急需的外汇。一块块金锭被运往欧洲，在国际市场上出售，附着在贵金属上面的文化和记忆的功能（纪念、馈赠、家族传承）消失了，最后，它们只成为单一的冰冷冷的支付工具。外宾商店收货员的验收操作指南表明，国家不愿也不会放过一粒黄金的尘埃。此后，旧时代和旧财富的样板只有在博物馆才有可能看到了。

大饥荒中，农村在死去，城市在半饥半饱中艰难度日，1933年成了外宾商店的高光时刻，同时也是悲哀的凯旋。人们摘下订婚戒指、贴身十字架、耳环，找出家里的奖杯、勋章、钟表、鼻烟壶、餐具等日用金器，去换取赖以果腹的面粉。历史学家说，这一年，人们给外宾商店带去了价值5800万卢布的黄金。外汇商店无须使用暴力，它在饥荒时用食物和商品，和顾客达成一种“被迫的自愿”，换来人民的黄金。

“红色经理”的命运

布尔加科夫的小说《大师与玛格丽特》中，魔王沃兰德的两个随从闹事打架，在斯摩棱斯克市场的外宾商店放火，读者得以瞥见里面陈列摆放的货品——“肥得几乎流油的淡红色鲑鱼段”，装着“精选赤鲱鱼”的木桶，堆得金字塔似的橘子，金纸包装的巧克力块搭成的奇妙建筑和其糖果，“几百件色彩各异的印花布”，“平纹细布和薄纱以用做燕尾服的呢料”，“堆得高高的鞋盒”。留声机里还放着探戈和爵士音乐。

时代是饥饿的、褴褛的，小说家笔下明镜般的外宾商店里却是到处是巧克力、红酒和香肠，它天堂般的富足，不啻为一个“缩小版的美国”。但事实上，与布尔加科夫描述的摆满鲑鱼排不同，苏联的外宾商店只是贫民的面粉铺，它的“入口”放着黄金，“出口”放着成袋的面粉。它名为外宾商店，实际上没有一个外国顾客。它什么都没有运出境，仍被视为出口企业。这个三十年代的经济怪胎，它的唯一功能，就是把包裹着螺栓的黑面包、发臭的鲑鱼和不可兑换的卢布变成外汇。

如果外宾商店是一家私人企业，它的老板肯定发大财了，但它是为国家的工业化而开，外宾商店无权把收购的有价物品用作经营开销和企业利润，因此出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现象——“让读者震惊的时候到了”，作者说——“它是亏损的”。外汇利率远超各出口单位的外贸商店居然是亏损的。奥索金娜说这是本书的第一个秘密，但考虑到外宾商店唯一的经营者和所有者是国家，这并不算太意外。

外宾商店从业人员普遍有着特殊感和精英感，这来自他们可以接触到外汇和紧缺商品这些特权，而这正是滋生腐败的温床。作者披露的档案文献揭示了外宾商店运行中的种种腐败，工作人员的吵架、酗酒、阴谋、通奸、告密、坑害和偷盗行为。这些食利者的故事里，那些曾经自视为国家精英的贪腐者的逻辑如出一辙：我把生命献给你，你赋予我特权，原谅我的错误。大量外宾商店的工作人员因为职务犯罪遭到清洗。外宾商店在大清洗前夕就关门大吉了，然而接下来的镇压没有绕过那些从前在外宾商店上班或在那里买过商品的人。

在接下来的年代里，这些外宾商店的“红色经理”、职业革命家的命运全都大同小异：第二任外宾商店管委会主席斯塔舍夫斯基，在任内曾把外宾商店的机构开遍苏联全境，在大清洗中被指控涉谍遭到处决；第三任外宾商店管委会主席、西伯利亚大商人出身的利文森，1938年在列福尔托沃监狱被处决。第一骑兵军的采购代表、长年担任外宾商店管委会副主席的格利高里·穆斯特，他过高估计了领袖的仁慈，最后也没能逃过大清洗。对“历史马赛克”下人的命运的有意无意的透露，使这本讲述工业化和黄金的历史作品在表格和数字的冷酷之外，也有了人性书写的一抹暖意。换言之，《苏联的外宾商店》既是对苏联工业化起步时国家收割民间黄金和贵金属历史的讲述，是对三十年代苏联的经济运作和独一无二的消费文化的一次深入解剖，也是一本命运之书。不夸张地说，这本书给了我阅读《萨申卡》《娜塔莎之舞》以来最畅快的一次阅读体验。

要思想纯洁还是要工业腾飞

接下来，就要说到这本书小心翼翼藏到最后的一个秘密了：为国家的工业化作出如许贡献的外宾商店，从问世之初，在领导层眼里就是一个“不招待见的孩子”，必定走向毁灭。

在外宾商店这个金点子被接受之初，国家与这些持着硬通货进入商店购物的顾客之间有这样一个不成文的约定：在外宾商店里，所有人在社会性上是平等的，在这里，压倒一切的不是“阶级”，而是“金钱”，对顾客的划分纯粹是从经济角度出发的，党的官员在这里没有任何特权，不论是无产阶级，还是崛起的“新贵”，有黄金就来购物，没有黄金就请走开。也就是说，为了工业化这一大计，为了取得黄金外汇，国家不仅牺牲了对外汇的垄断，还牺牲了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意识形态原则，即阶级立场。

是要让思想纯洁还是要工业腾飞，对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来说，的确是一个两难。当然，政府的妥协也有前例可循，那就是先前不得已为之的新经济政策。最高领导层希望，外宾商店这个东西也应如是，只是一个短期的战术动作，等到它把人民口袋里的金子全都驱赶到国库里，它也就可以退场了。

到了1936年初，工业化所需的黄金和外汇问题基本解决，领导层再也不能容忍它的存在了。其实国家银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早就盯上这个怪胎了。他们盯着外宾商店的领导人，也盯着进出商店的顾客们。在他们看来，在里面获益的那些持有黄金的人，不是无产阶级，而是拥有旧时代积蓄的人，是阶级异已分子。他们连累这个国家作出这么大的让步和牺牲，是可忍孰不可忍？形势最紧张的时候，即使在商店里习惯性地买个面包都可能成为一件危险的事情，演变成监视、搜查、没收财产甚至逮捕。在这样的惊险生活中，任何一件小事要是处置不当都会上升成为一个事件，成为悲剧。

可怜的外宾商店，卸磨杀驴几乎是它生下来就注定的命运。因为它天生的肮脏，对它的污名化用不着任何引导。在三十年代的苏联政治语言中，外宾商店象征着庸俗市侩、小市民、小资产阶级、甜腻、物质欲、贪婪，是革命精神的反面。亚历山德罗夫的电影《快乐的孩子们》中，那个绣花枕头一样爱打扮又无用的时髦姑娘，就被叫作“外宾商店的孩子”。这就是这个国家对待它的态度，一边利用，一边又在思想上抗拒。

其实还是多亏了外宾商店，苏联才能在1933年按照8卢布兑1美元的汇率把几乎没人要的苏联卢布换成了外汇。它极大接济了空转的苏联出口，收购的有价物品负担了1932-1935年工业腾飞的关键年份五分之一的进口支出，在爆发饥荒的1933年，为国家负担了工业设备、原料和技术进口支出的三分之一。它为苏联工业的第一批大型企业的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批企业包括国家为之自豪的乌拉尔机械制造厂、库滋涅茨克煤田、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体。

正如每枚硬币都有正反两面，尽管外宾商店的交易具有欺诈和掠夺性，它还是挽救了大饥饿中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正因为此，时下的俄罗斯人在讲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饥饿生活时，对外宾商店的社会记忆保持着“虔诚的、令人难以捉摸的、无法理解、甚至是神秘的感觉”。真是一段“百感交集”的旅程。

这就是充满悖论的苏联的外宾商店，工业化对外汇的需求导致了它的诞生，大饥荒解释了其业务呈井喷式的然后又是短暂的繁荣，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冲突注定了它最终的消亡。历史学家最后证实，在多卷本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中，给外宾商店留下的，只是两行冰冷的表述：

“在开采黄金的时候，外宾商店联合公司的经营活动也促进了苏联外汇状况的改善，1931-1935年，外宾商店通过零售往国家银行移交了价值2.87亿金卢布的外汇和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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