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台谁是攻(黄金台主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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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三国演义》里诸葛亮经常自比管仲乐毅，水镜先生则夸他是吕尚张良之流，前二者佐一国之君王富国强兵，称雄一时，后二者运筹帷幄，成数百年王朝基业，明显更胜一筹，或许孔明还是谦虚了。

其实原因不尽于此，司马徽说的是能耐，诸葛亮所比则是抱负。吕尚与文王相遇于渭水之滨，张良投靠刘邦于沛县，属风云际会而非推心置腹，二者重要却不是专托。而管仲摊上姜小白这么个甩手掌柜，其受信任程度和发挥空间自不待言；乐毅则感召于燕王“黄金之台”和“千金马骨”的诚意去魏赴燕，虽为亚卿却被委以国政，二十八年后“燕国殷富”，遂带着五国联军几亡齐国，成就了燕国最强大的时光。

所以，诸葛亮的自比暗示了他想找一份彻底发挥自己才能的工作，虽然天底下只有刘备能做到这一步，虽然再等几年黄花菜都会凉掉，他依旧不紧不慢地玩了几个月的躲猫猫，以一场后世皆知的“三顾茅庐”来衬托自己的闪亮登场。

笔者这么说或许有些危言耸听，不如再费点时间把话听完吧？

先说说诸葛亮最崇拜的乐毅吧，《史记.燕召公世家》关于他投奔燕国的经过是这么说的：

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从隗始。况贤於隗者，岂远千里哉！”於是昭王为隗改筑宫而师事之。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趋燕。

这段话有两个看点，一是燕昭王尊才能一般的郭隗为师并礼遇之，昭显其求贤若渴而非叶公好龙；二是大量的“士”从列国而来争相投效，燕国因此人才大盛。

此二皆疑点重重，暂且按下不表，燕王求贤的往事在《战国策.燕策》里也有出现，不过多了一段说辞。

郭隗先生曰：“臣闻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于君曰：‘请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马，马已死，买其首五百金，反以报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马，安事死马而捐五百金?’涓人对曰：‘死马且买之五百金，况生马乎?天下必以王为能市马，马今至矣。’于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马至者三。”

这便是“千金市马骨”的典故，并非燕昭王亲自操作，而是郭隗给打了个比喻：如果连我这样“马骨”级别的废柴都能够得到尊崇，天下英才又怎能不闻风而动呢？

其实说没说这段话结果都差不多，或许只是太史公作为传统史家不愿收录传奇故事，但尊崇马骨和众士投效真的有必然联系吗？

还是先看看史料的来源吧。联想到两本书几乎出自同时代，二者亦皆为官方编辑，手中的史料应相差无几。刘向在《校战国策书录》中曾言“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所谓“策”，献计献策之意无疑，今天长沙方言的“策”亦有说服、做工作的意思；而所谓“辅”者，能辅助游说，随身携带并研读之书。

刘向当年领皇室馆藏的《中书》有六，即《国策》、《短长》、《国事》、《事语》、《长书》和《修书》，当年游说之风大盛，这些便是各路游士东奔西走是随身携带并学习的东西。比如“短长”之说，并非竹简之尺寸，而是策谋之长短，故而常与“纵横”并列，史册上常有“学长短纵横之术”的记载。

除了专业的云游策士之外，想来不会有人专门整理这些前辈们的论述吧？自战国讫于秦汉，纵横家游说献策之风相沿末替，纵横长短之说递相传授，蒯通、主父偃等人皆有编纂并对前辈有所论列，这在《战国策》每篇都能看到。

▲油画：司马迁著《史记》

可能有人会问，难道《史记》这样的煌煌巨著竟然以游士之说作为参考吗？事实就是这么回事，虽然有些不够严肃，却是没办法的事。

司马迁曾叹息“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为甚”，焚书坑儒加上项羽放的一把大火，除了一些民间典藏的书籍之外，独一份的列国史书被烧了个干净，只留下“不载日月，文略不具”的《秦纪》，还不如“战国之权变亦有颇可采者”。所谓“权变”就是纵横家们留下来的笔录，就此随着史家之笔登堂入室。

▲“赵氏孤儿”都成了正史......

不止于太史公，千年之后的另一位司马氏也是如此，比如《战国策》中有一篇《魏攻管而不下》，记载了当年信陵君率领合纵联军从函谷关折返围攻韩国管邑（秦国占领）的往事，《史记》里没有采纳，司马光则原封不动地搬进了《资治通鉴》里。

那这些东西可信吗？从先秦淳朴的民风而言，完全捏造是不可能的，以《战国策》为首的纵横家书所载多依重大事件而起，人物、事件都对得上号，的确可作为重要参考，游士们对华夏历史完整度的贡献不容否认，否则战国可能会跟殷商一般通过甲骨和考古来整理。

但我们却不可忽略了作者及其写作目的，以笔者为例，自己写的年终总结肯定比领导眼中的我要努力高效得多，游士阶层为前辈撰写的材料亦不能免俗，其中夸大、掩饰和附会都不可避免。

以“千金马骨”为例，《史记》上记载了乐毅、邹衍和剧辛三位大才随之投效，当理解为求贤令下不久之后的事情。但是，历史上剧辛为燕将被庞煖所杀发生在公元前二四二年，离燕昭王继位已经七十年之久，莫非他二十入燕，九十为将不成？《韩非子.亡征》则记载了邹衍至赵见平原君之后方入燕与剧辛成为同僚，此时离信陵君存赵却秦已经十五年，在位的早已是燕昭王的重孙。至于乐毅，其列传明言其在赵武灵王时期由中山入赵为臣，自沙丘之变（前295年）后去赵适魏，后为魏昭王使者入燕，可知其投效燕国至少是燕昭王17年之后的事情了。

综上，燕昭王求贤并无立竿见影的效果，所谓“士争趋燕”不过是游士们的夸饰和文字游戏罢了。

苏秦亦是燕昭王招募的大牛，然《苏秦列传》对这位纵横大家的记载也颇多谬误，比如“为从约长，并相六国”之事，其实合纵长从来都是大国国君亲任，连信陵君都没当过。至于并相一事，除了公孙衍被历史渊源深厚的三晋委以国事之外再无兼任之例，或者是六国结下铁盟欲致秦于死地时方能实现，然而事实却是合纵一事东方六国从来都没有凑齐过，倒是他所在的齐国被六国集体坑了一回！

至于“秦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更是无稽之谈，且不说与《史记》所载自相矛盾，苏秦若真有这般能耐，秦惠文王养着只会耍嘴皮子的张仪做甚？

历史上的苏秦其实是燕国的“死间”，通过唆使齐愍王称“东帝”和独吞宋国激起六国公愤，再由燕国主导发起灭国大战，本人则因为东窗事发而死于车裂。《史记》上先说他被人刺伤，因命不久矣而要求齐王将其车裂并引出凶手，这显然是参考了吴起借楚悼王尸体报仇的梗。《史记》随后又说“苏秦被反间以死，天下共笑之”，可见苏秦的身份已是公论，但后人直至《战国纵横家帛书》出土方恍然大悟。

而苏秦作为纵横家的记载也是最多的，《汉书.艺文志》里有三十一篇，张仪则只有十篇，《战国策》和晋代的《苏子》关于苏秦的篇章亦是最多。可他不过一由燕入齐的间谍，哪有功夫满世界地游说呢？可见大量伪托作品充斥其中，太史公亦曰“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谁让他名气最大呢？

再回到乐毅，其祖上是魏文侯时代攻取中山国的乐羊子，后被封于灵寿之地，乃实封贵族出身。其在赵武灵王时期已为赵臣，齐宣王攻燕时他建议联合韩楚伐齐，保留了燕国；其同宗乐池则奉赵雍之名护送姬职回国继位，乐毅和燕昭王算是有些渊源。他后来几经辗转，在燕昭王十七年前后以魏国使节身份赴燕，被赏识并拜为亚卿，足见这是跳槽后的提拔，而非对普通游士的安置。

后来乐毅因攻齐数年未克莒县和即墨两都而备受猜忌，于是给写了一篇涕泪俱下的《报燕惠王书》，称燕昭王（已薨）为“成功之主”，自己则为“立名之士”，赴燕则是因为仰慕“高世之心”，故而借魏使的身份引起注意。其定位是一位游士，既与事实不符，又颇多标榜之词，可见该书也是后来的游士为夸张游士作用而伪托之作，徒以文采华丽而为世人传诵，甚至有人还哭了鼻子（齐之蒯通及主父偃读乐毅之报燕王书，未尝不废书而泣也）。

书中提到乐毅是此番合纵主谋，六个国家都参加了，但实际上楚国对此漠不关心，甚至试图帮助齐国以便取回淮北之地，楚将淖齿还一不小心把齐愍王给弄死了。但受《报燕惠王书》影响，司马迁在《乐毅列传》、《燕世家》和《楚世家》里都说楚国参加了，难道乐毅自己都不清楚吗？此乃伪作的明证。

至于乐毅的功劳有多大，《荀子.王制》曾言“闵王毁于五国”，《吕览.权勋》和许多典籍则言“昌国军（乐毅）将五国之兵以攻齐”，都认为他是主将而非主谋。实际上伐齐乃是秦人的先约赵，赵约燕，秦再约韩魏而形成，《战国纵横家帛书》第十七章更是记载了秦御史起贾前往魏国主持“天下伐齐”的大事，可见乐毅不过是个执行者而已。

由于齐愍王的瞎指挥，五国打一国自然是顺风顺水，齐国丢了72座城池，只剩下即墨和莒在苦苦支撑。随后联军分赃散伙，只剩下燕军试图灭亡齐国，此后数年却毫无建树，有说乐毅想当齐王的，有说田单不愧战国名将的，笔者想说的是齐国的行政区划--五都，即五座大城市，都相当于郡治所在，军事上则形同五大军区，而即墨和莒正在此列，兵精粮足是必然的。燕国本来就是仅仅强于韩国的吊车尾，打不下来也很正常，不过乐毅还在的话田单不敢反攻而已。

所以，乐毅为将的能力不要说跟白起李牧这样的战神并肩，带着三晋联军攻破函谷关的齐将匡章都在其之上。

至于《资治通鉴》称“祭祀桓公、管仲于郊，表贤者于闾，封王蠋之墓。齐人食邑于燕者二十余君，有爵位于蓟者百有余人”，更是无稽之谈，燕国历代封君者不过数人，安得齐人二十多个呢？再者这段话明显仿制于《殷本纪》里“释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闾，封纣王武庚禄父”的表述，将乐毅破齐比作武王翦商。

而实际上呢？《吕览》记载“燕人逐北入都（临淄），相与争金于美唐（藏金之所）”，为财宝打成一片，哪有什么“仁义之师”的样子？

从乐毅被描白的过程可以反推出游士们对其能力和操守的夸大，诸葛亮哪方面都不输给乐毅这位心心念念的偶像，倒是有几个人值得他自比，那便是大秦帝国的外客相邦天团：商鞅、张仪、魏冉、范雎直至吕不韦和李斯，哪一个都在乐毅之上，但言“匡扶汉室”必斥“暴秦”，便不好意思说出口了。

那游说方面呢？这一说一个准的水平真有些让后人汗颜啊，古人真的有这么好说话吗？

先秦之民的确淳朴，却不是单细胞动物，游说的关键在于对方能看到实实在在的利益而非无中生有的杜撰，因此成功的游说都是因势利导，比如诸葛亮舌战群儒时，周郎和孙权都没想过投降，不过顺水推舟而已。

所以，张仪用六百里地忽悠楚怀王是可信的，这远比跟齐国结盟要实惠得多；而《魏攻管而不下》则不可信，信陵君带着借管城控制韩国的目的而来，岂会因三言两语的道德讨伐而退缩呢？要么是打不下来，要么后来打下来了只是没人记载。

而游说更是有风险的，郦生便因为跟韩信没配合好而在齐国被“烹”掉了，失败是大概率事件，如申公豹请救兵那样无往不利才是不要脸的BUG。

这一点，游士们心里也是有数的，蒯通游说韩信称王失败后边说过这么一段话：

“夫听者事之候也，计者事之机也，听过计失而能久安者，鲜矣。听不失一二者，不可乱以言；计不失本末者，不可纷以辞。”--《史记.淮阴侯列传》

这话的潜台词就是：能听就听，愿听最好，不听拉倒。既然韩信对裂土为王的好处视而不见，非要惦记着刘邦“解衣衣之，推食食之”的知遇之恩，那就没有抢救的必要。

蒯通的话也反衬出先秦游士的做派更可能是一种“广撒网”或混口饭吃的行为，而非一定要“为知己者死”，所以当年既有“田横五百士”的悲壮相随，也有孟尝君死后树倒猢狲散的尴尬，孰真孰假则早已不可分辨。

其实，纵横家书里那么多夸大、掩饰和附会成分并不难理解，同为求职者，游士们的确有必要夸大自己的操守、能力以及别人家的待遇，甚至伪造乐毅和苏秦之辈的来历和功劳，以图优渥的职业环境。

▲试问这样的“士”谁家不缺？

而在史料的匮乏和游士们的烘托下，后人看到的战国便成了一个“士为知己者死”和“君王礼贤下士”的人格自由天堂。再后来，儒家烘托的皇权希望游士们肝脑涂地，追逐利禄的游士则希望享受“打工人”以上的尊重的待遇，在双方的各取所需之下终于给整个华夏民族进行了一次轻微的洗脑。

然而，商鞅入秦不过中等爵位的大良造，李斯当了好多年的客卿，而公孙衍跳槽便为魏相，乐毅赴燕便是亚卿，战国的职场规则其实与今天差不多，甚至连梁山排座位都将过去官家身份之高低作为重要参考。

▲宋江：老套路了，怪我咯？

毕竟，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存在，上位者礼贤下士、收买人心不假，但三顾茅庐永远是案例而非常态，游士的能力值更没有写在脸上，凭什么一来就位居高位呢？宋江都知道每次抓了牛人需纳头便拜，请为山寨之主的套路，你觉得他哪次是认真的，别人有何曾当真过呢？

但至少，诸葛亮是信了。从出山到陨落，他的人生如同司马迁塑造的完美人格--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既然刘备给了他想要的尊重和平台，那最后的鞠躬尽瘁也算是求仁得仁吧。

▲位于河北省定兴县高里乡北章村台的黄金台

最后说说尚未提及的黄金台吧，《大秦赋》里赵偃用了一回，却因为郭开作祟而收效甚微，但这只是编剧的杜撰，古人认可的黄金台是跟燕昭王求贤令一起出现的。

剧辛乐毅感恩分，输肝剖胆效英才。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李白《行路难三首之二》

诗仙的潜台词是世间再无求贤若渴的燕昭王，这或许是因为皇权垄断仕途带来的傲慢，然笔者翻遍先秦典籍也未见黄金台的记载，或者说燕王有“筑台”而无黄金吧。直至《晋书》出现了一句“故燕太子丹黄金台”，从此成为了历代自认为怀才不遇的文人墨客的灵感源泉。

原来，传诵百世的千金马骨和黄金之台，都不过是数千年来游士们的一场集体梦呓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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