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洞阎连科(黄金洞阎连科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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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凤凰网报道，11月30日，英国皇家文学学会（简称RSL）理事会宣布，将英国皇家文学学会“国际作家终身荣誉奖”授予中国作家阎连科。这是该奖项首次颁发，阎连科也由此成为历史上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作家。

据悉，获得这次终身荣誉奖的，还有来自不同国家的11位著名作家。

对于阎连科获国际奖的消息，国内反应平平，各个新闻媒体视若无睹，言者寥寥，他何以墙内开花墙外香呢？

阎连科，籍贯河南洛阳市嵩县田湖镇瑶沟村，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香港科技大学高等研究院冼为坚中国文化教授，代表作有《受活》、《日熄》、《丁庄梦》、《黄金洞》、《四书》、《炸裂志》、《我与父辈》、《速求共眠》等，2013年曾获马来西亚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2014年获卡夫卡文学奖，2015年获日本推特文学奖，2016年获红楼梦奖，2020年获纽曼华语文学奖，布克国际文学奖还三次提名过其作品进入候选名单。

国际知名的作家，为何在国内“不受待见”呢？

笔者愚见，不外乎以下几条：

●如同诺贝尔文学奖一样，“国际作家终身荣誉奖”有着西方的价值评判标准。

英国皇家文学学会为庆祝成立200周年，从2020年起开启“国际作家终身荣誉奖”，关注那些在他们那个时代没有得到表彰、鼓励或认可的作家，并通过对国际文学文化的回顾来“反思、追问和重新阐释英国历史的重要性”。

了解了这一奖项的背景，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国内对此并不感冒，平静的文坛上难以泛出涟漪了。

诸如此类国际上的作家不乏其人。比如，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他的作品题材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国家，他的笔触一直对着这个国家最有争议的一段历史——苏联。他所有的激情、勇气、愤怒和斗志是为了了这个国家而生。尽管他获得了西方如此高的文学荣誉，他的思想和作品赢得了世界，但他却输给了俄罗斯。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东西方国家历史与国情的不同，造就了东方思想文化与西方思想文化的差异，在文学作品的审美标准上也迥然不同。

比如，义与利的关系，西方人重利轻义，东方人重义轻利或义利兼顾；又比如，在整体性和个体性的问题上，东方人强调整体性，追求集体主义，而西方人则重视个体性，追捧个性的张扬，如同中医讲究的综合施治、协同配合和西医对症下药、一剂见效。

而文学作品，作为个性化的产物，本来就具有很大的争议性。即便在国内，对同一作者或者同一作品，往往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何况东西方文化背景不同价值观念不同，评判的结果出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看法就很正常了。

●阎连科的作品是文坛的一朵奇葩，一直存在较大争议。

阎连科是中国文坛一个特殊的存在。就其写作风格而言，前期的作品如《情感狱》《黄金洞》《年月日》等，属于传统的现实主义。但到了后期，其作品风格突变，带有浓重的荒诞主义色彩，有学者称之为“荒诞现实主义大师”，但他却称自己的作品是“神实主义”（即神秘现实主义），几乎每一部作品出炉，都会引起轩然大波。用他自己的话说，“不是我的作品荒诞，而是生活本身荒诞”。

以他的代表作《受活》为例，小说描述了一座大山里的村子——受活庄，这里所有的村民都天生残疾，他们的柳县长有着很大的志向，想要干大事，计划花重金，把俄罗斯列宁的遗体买下来，放到魂魄山上发展旅游，吸引世界各地的游人。可是，“购列款”缺口很大。慢慢的，柳县长惊喜地发现了受活庄残疾人的妙用，于是，事情越来越荒诞而滑稽，强烈的黑色幽默让读者啼笑皆非。

2006年，其长篇小说《丁庄梦》出版，再次被禁，原因是“以灰暗的描写，夸大艾滋病的危害和恐惧”。

2008年，其长篇小说《风雅颂》，讲述了大学教授杨科在家庭、爱情、事业等方面悲催而又荒诞的遭遇。被众多网友口诛笔伐，是“影射北京大学，诋毁高校人文传统，肆意将高校知识分子形象妖魔化”。

2009年，他发表自传体长篇散文《我与父辈》，朴实地讲述了父辈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卑微生活，也招来不少有上山下乡经历的人的痛斥：“阎连科缘何对知青大肆妖魔化？”

2011年，其作品《四书》，被大陆十几家出版社拒绝，最终只能通过港台出版社出版。却也阴差阳错，凭借这部作品，他荣获了卡夫卡文学奖。

……

总之，在阎连科海量的作品尤其长篇小说中，无不弥漫着神话与传奇、暴力与温柔、死亡与自残，充斥着孤独与绝望的气息，超出了一般读者的想象力之外，也超出了生活经验的范畴和通常的心理承受能力。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们国家的文艺方针。对阎连科的小说，公众和读者也都很宽容。有叫好的，也有斥责的，吹皱了文坛的一池春水。

●两次获奖感言，让他的公知形象大打折扣。

2014年5月，阎连科获得2014年度卡夫卡奖，成为继村上春树后第二位获此殊荣的亚洲作家，也是该奖项成立14年来首次授予的中国作家。在10月22日的颁奖典礼上，他作了题为《上天和生活选定那个感受黑暗的人》的演讲，追忆了“三年自然灾害”、“文革中”和“黑暗”相关的中国故事。对此，国内不少读者颇有非议。

更让大家大跌眼镜的是，2021年3月阎连科的又一次获奖感言。

今年2月，阎连科荣获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设立的第七届纽曼文学奖，这也是继莫言、韩少功、王安忆之后第四位问鼎该奖的中国大陆作家。在颁奖庆典上，阎连科发表了题为《一个比世界更大的村庄》的获奖感言，其中，讲到了两个小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他的一个邻居弟弟，问他如果一个核弹头能让一个国家消失，为什么中国为什么不用它消灭世界上中国之外的其他所有国家。

另一个故事是，村里一位老母亲，总会记起1945年，日本军队败退时，一个日本伤兵给了她一颗小糖。这位老人说这是她人生第一次吃到的糖，竟然那么甜。

接着，阎连科点出了主题：“爱，是可以化解一切的。”

这两个一反一正的事例所要宣扬的人道主义博爱思想，正符合西方的价值观念，却严重伤害了国内民众的民族情感。

第一个故事，本就没有什么典型性，放在这里讲，客观上抹黑了中国，给外国反动势力攻击中国以口实。这不由让人想起疫情中的“××日记”之类的作品。这种“只见树不，不见森林”式的举例，正中西方“中国威胁论”的下怀，岂不亲者痛仇者快？

第二个故事更甚，“日本军人给小孩发糖”用在此处，很显然，是将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人民混为一谈。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累累罪行并不能因为极个别日本军人的善举(暂且这样称吧)而有丝毫的减轻，日本军国主义是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的共同敌人。在这里讲这样的故事，就是客观上的混淆黑白，模糊了日本侵华战争的非正义性。

一石激起千层浪。他演讲的话音刚落，网上骂声一片，“为这样的公知感到脸红”……无疑，这也让特立独行的阎连科显得更加另类了。

但阎连科已经到了花甲之年，依然誓将“神实主义”进行到底。对于新作《速求共眠》，他说：“出版或不出版和我的写作已经没有直接联系了，我最重要的是要把它写出来。”

套用下来，对于获奖感言，他也不会在意国内滔滔的民意，依然故我，我口言我心。小说虽然是个人的作品，但发表以后就是公共产品了，有着引导大众认知的社会功能。作为公知，一言一行已经超出了个人成分，往往代表着公共的声音，这正是大众对他获奖感言不满意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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