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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教的烟云中活动的戏曲艺术，全面接受宗教精神的熏染。这种影响既反映在戏曲作家的头脑中，也表现在戏曲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上。作为民间艺术家巫觋和信众共同创造的雄感仪式演化而成的各种傩戏，其作品与演出充满了宗教精神已如前述。在一般文人创作的戏曲作品中，也普遍充斥着宗教意识，戏曲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金元时代的仙佛杂剧。

金、元时代是中国戏曲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那时的中国戏曲正当青春年少，广泛地吸收，充分地表现，一切显得富有生气。然而，这种年青的艺术，已经充分地表现出它摇篮时期所受的儒释道三教的熏习，和它长期的庙台生活的体验。在南宋与金对峙的时期，佛教与道教的势力互有消长，但都不离三教合一的路子。比较而言，道教似乎更活跃一些。

金朝的道士端抱珍创立了注重符篆与斋醜的“太一教”。此教“专以笃人伦，翊世教为本”“师弟子之间，传度授受，实有父子之义焉。”信徒借用儒家的宗法制度，霸法继位者必须改姓萧。道士刘德仁则创立了真大道教。此教吸收儒学的忠孝仁义和佛教的“五戒”、“十善“等戒律，不靠方术，不搞符策，而重视道德实践，“大道教官观，始亦称庵，基亦称塔，法物有衣钵，与释氏同。其初固介乎释道之间，不专属道教。”主张三教同源的全真道，在金元两朝获得了更为蓬勃的发展。

金朝道士王重阳创立全真道，提倡“明正心诚意，少私寡欲之理，不主一相，不拘一教。”劝人读《般若心经》、《孝经》和《道德经》。提倡耐劳苦，力耕作，并提倡“识心见性”和打坐。《金莲正宗记》称王玄甫、钟离权、吕洞宾、刘操、王重阳为该教五祖。王重阳的徒弟丘处机、谭处端、刘处玄、王处一、马钰、郝大通、孙不二，为该教的北七真。元太祖曾接见丘处机，赐号“神仙”，命其掌管天下道教，全真教遂盛极一时。在南宋王朝的统治区，佛教比较昌盛。

元代统治者崇尚佛敦。“帝师之盛，尤不可与古昔同语。”甚至连帝后妃嫔、王公贵族都要受戒。可是，元朝统治者崇尚的佛教，乃是藏传佛教。其教义、教规、戒律、习俗，和唐宋以来汉族地区形成的传统佛教格格不入。加上喇嘛教僧人常挟最高统治者的权势，横行不法，有司几乎不能处治，为广大人民所切齿。因此，元代广大民众宁可信奉道教。尤其是已经士大夫化了的全真教，更为一般知识分子所乐于接受。偏释道三教比较而言，儒教在元代最不行时。元朝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

蒙古族入主中原，汉族的传统政治和传统文化都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传统的科举制度遭到破坏，元灭金之后，仅在元太宗九年开过一次科举。后来，直到灭南朱之后才开始恢复。七八十年间，朝廷未曾通过科举录用过官员。除少数“大儒”外，广大的读书人饱尝“九儒十丐”的卑下待遇。读书做官的“儒术”难以付诸实践，而大道教、全真教等主张三教同源、清心寡欲的宗教，倒还不忘为儒教保留相当的地位。因此，不少读书人走上了栖真慕道的适世之路，以此来求得心灵的安适，维持心理的平衡。

这种社会心理状态直接影响了元代的艺术创作。在诗文、散曲中，可以看到不少游仙访道，林泉丘整的作品。在杂剧创作中，这种影响表现得更加坦率。元人杂剧中，有一大批以全真教的五祖七真或正一道的张天师事迹为题材的剧作，还有一批仙佛鬼神出台或与佛道两教拉上关系的剧作。明初朱权《太和正音谱》中，曾把元人杂剧分为十二科。其第一科即为“神仙道化”。此外所谓“隐居乐道”（又曰“林泉丘壑“）和“神头鬼面”（“神佛杂剧”）也大体属此类。

元代的杂剧作家们，大都写过神仙道化剧或神佛杂剧。其中最有成就的，当属马致远。马致远现存的七本杂剧中，有五本是属于神仙道化戏或神佛杂剧，它们是《岳阳楼》、《黄梁梦》、《陈技高卧》、《任风子》和《荐福碑》。元末明初的剧作家贾仲明在《凌波仙》词中，曾这样称道马致远：“万花丛里马神仙，百世集中说致远，四方海内皆谈。”可知马致远生前和死后为海内称美的，主要的是他的神仙作风和仙佛剧作。马致远的这类剧作，确实能反映民族矛盾重压下，一般士子境遇坎坷，不满现实，牢骚满腹，苦闷磅徨，而终归消极通世的思想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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