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黄金时代(雅典黄金时代末期,涌现出一大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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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想过以之为题，但苦于当时的心态更多是恐慌，意乱中难以动笔。但如今疫情再袭，令我心中不得不产生触动，好在已经积累了一定写作经验，以伯利克里与雅典为例，谈一谈瘟疫对文明发展的影响。

一、伯利克里的权威

伯利克里的生平被记载于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他出身高贵，尤其是母系，可追溯至建立雅典民主政体的克里斯提尼。

史家们为了神化帝王将相，在他们出生的时候往往写一些异象，来表达他们生来就与众不同，这点在西方古代也不免俗。其母快临盆的时候，梦到自己生下一头狮子。幼年的伯利克里在各方面都是仪表堂堂，只是头颅略长不大相称，所以他差不多所有的画像和雕塑都戴着一顶头盔，工匠们并不愿意把这个缺陷暴露出来。

年轻时的伯利克里本不热衷政治，他忌惮自己的贵族出身，害怕过于活跃而被公民们陶片放逐。令他转变态度的契机在于贵族派的领袖客蒙常年领兵在外，不在雅典，伯利克里鉴于态势有利便投身于民主派中。尽管伯利克里接受过优良的哲学教育，也绝不哗众取宠，但在政治面前，还是要果断地精致利己，讨好平民。

伯利克里在建立权威的路上，先后将两位政敌排挤出去：一个是米太亚德之子（马拉松战役指挥者）客蒙，另一个是米勒西阿斯之子修昔底德（非史家修昔底德）。此二人在雅典都曾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客蒙是“雅典帝国”的奠基人，在希波战争之后，仍然率领雅典军队连战连捷，组建提洛同盟，为雅典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和权势，建立了海上霸权。但他贵族派的立场和对斯巴达的友好逐渐被雅典人厌弃，伯利克里抓住机会，改革传统的战神山议事会，将司法权转移到平民的手中。后来斯巴达发展地震，国内发生奴隶起义，而雅典的增援却被斯巴达人打发了回去，令雅典人颜面扫地，客蒙也被殃及池鱼地放逐。不过随着雅典军事上的失利，伯利克里还是力主将他接回了国，但也不久病死于远征。

修昔底德则是伯利克里执政的主要批评者，此人生平不详，只能只言片语中知道他是客蒙的近亲，同样是贵族派的领袖。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中评价他是当时雅典最优秀的政治家：“几乎每个人都同意，他们（另一位是尼西阿斯，远征叙拉古的统帅）不仅是有荣誉的君子，而且是政治家和整个国家的爱国公仆。”对于伯利克里上台后的大兴土木、讨好平民等行为，修昔底德以及贵族派不吝批评。特别是在修建帕特农神庙（代表雅典的全盛）这件事上，他们指责：“全体希腊人为了战争的需要而奉献的财富，都被我们肆意浪费在自己的城市，像一个爱慕虚荣的女人全身都打扮起来，用贵重的宝石、雕像和神殿来装饰，把全世界的金钱花光为止。”最后二人发展到势同水火的程度，两者中必有一人被陶片放逐，被伯利克里讨好惯了的公民们当然是将修昔底德放逐走了，整个雅典由伯利克里一家独大。

教科书上的传统观点说伯利克里当政时是雅典民主的黄金时期，但那个时代的人显然不这么认为。伯利克里完全掌控政局后好像变了一个人，不再讨好民众，尽管这是走上正轨的举措，但在人们眼中终究是违背了初心。普鲁塔克引用了一段雅典人完全降服于伯利克里的观点：

“城市的税收和贡金连同本身的存亡继绝，他可以随心所欲处置；他可以为城镇筑起石墙，稍有不满立即夷为平地；其他有关条约、联盟、权势、职位、战争、和平，以及他们的财富和成就，莫不如此。”

雅典民主的黄金时代，也可以认为是伯利克里权威的黄金时代。

二、瘟疫与伯利克里之死

这段黄金时代很不幸，或者说很必然地撞上了伯罗奔尼撒战争（431BC-404BC）。在史家修昔底德看来，雅典势力的日益增长，由此引起了拉栖代梦人（斯巴达）的恐惧，使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后世学者称之为“修昔底德陷阱”。

鉴于斯巴达人在陆地上的无敌，伯利克里采取了坚壁清野的策略，命令所有生活在乡村的雅典人搬进城中，避免与斯巴达陆军正面交锋，而是专注发挥海上的绝对优势。《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记载了他们的不情愿，因为自古以来他们就是分散地生活在阿提卡（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半岛）独立的城镇中，特别是经历了希波战争后，他们就更不愿意迁徙了，迁徙就意味着抛弃自己的家乡。更糟糕的是，迁进雅典城后，只有少数人能够住进亲戚朋友的家中，大多数人不得不露宿街头或者是住进神庙中，整座城市突然变得臃肿起来。我们知道，这种情况下，正是瘟疫爆发的温床。

这场瘟疫到底起自于哪里，连修昔底德也无从得知，他猜测是来源于埃塞俄比亚，然后传播到埃及与波斯，但终归是突然爆发在雅典（430BC）。本文不细说瘟疫之下的惨状，而是要讲雅典人对伯利克里的愤懑，特别是那些从乡村迁入城中的人。战争和瘟疫同时造成的压力，使得雅典人们开始谴责伯利克里，说他是战争的发动者，说他是造成他们所有不幸的根源，他们希望与斯巴达议和，把怒气都发泄到伯利克里身上。

但是大敌当前，人们仍然需要伯利克里的领导，正如他的一段辩解：“如今放弃这个帝国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坦率地说，因为你们维持帝国靠的是一种暴政，过去取得这个帝国也许是错误的，然而放弃这个帝国一定是危险的。”但伯利克里本人却难以维持局面了，普鲁塔克提到他在这段时期先后失去了姐妹、大部分的亲朋好友、还有儿子，连本人都因感染瘟疫而去世（429BC）。伯利克里去世宣告了雅典黄金时代的终结，雅典的国力不仅因为瘟疫蒙受了重创，更因为民粹势力的失控，战争反而不断扩大，致使城邦最终走向衰落。

三、瘟疫之后雅典人的疯狂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瘟疫之后的雅典人并未打算与斯巴达议和，然后重建家园，反而是选择扩大战争，好战程度比瘟疫之前更甚，仿佛就没有经历过瘟疫一样。

第一种主要表现就是加紧对盟友的盘剥。随着战事的旷日持久，雅典阵营内部开始有盟友心生退意，因为他们难以承受战争带来的破坏。雅典为了控制盟友软硬兼施，尚能维持铁杆盟友的忠诚。比如雅典对普拉提亚的政治绑架、好言相劝，普拉提亚人的妻子儿女都在雅典当人质，雅典人也请求普拉提亚人不要背盟，因为雅典人从来没有抛弃他们。

至于距离雅典较远的、不那么铁杆的，就索性背叛雅典，而雅典也自然是重拳出击。例如米提列涅（位于上图中的Lesbos岛）在斯巴达的煽动下发起暴动（428BC），他们吐露出了提洛同盟城邦们的心声：“我们的雅典人建立同盟的目的不是要雅典人来奴役希腊人，而是把这些希腊人从波斯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在雅典人公正地领导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忠心耿耿地追随他们的。但是当我们看到，他们一方面对波斯的敌视愈来愈少，另一方面却力图奴役同盟诸邦，我们便开始恐惧了。……从过去发生的事例中所得到的教训，使我们对于作为盟主的雅典人不能再信任了。”米提列涅作为弱小的城邦当然付出了血的代价，但雅典人的屠刀无济于事。战争的27年间，雅典人要花费相当一部分精力去镇压曾经的盟友。

第二种主要表现是雅典人对小国的弱肉强食。《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十七章的记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战争的第16年（416BC），雅典入侵米洛斯，雅典使者在陈述中充满了倨傲：“当今世界通行的规则是，公正的基础是双方实力均衡；同时我们也知道，强者可以做他们能够做的一切，而弱者只能忍受他们必须忍受的一切。”“因为你们屈服了，就可以免遭灭顶之灾；我们不毁灭你们，就可以从你们这里获得利益。”“与你们保持友好关系，那是我们软弱的证据；而你们对我们的仇视，则被认为是我们强大的证明。”“你们要好好地想一想，你们的邦国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你们只有这一个城邦，它的繁荣或是毁灭，完全取决于你们的决定。”雅典人对待决心抵抗的米洛斯人，也没有一丝的心慈手软，俘获的成年男子全部被处死，妇女、儿童被变卖为奴隶。

第三种主要表现是雅典内部的疯狂与最终的一败涂地。伯利克里死后，雅典内部民粹势力抬头，平民领袖高呼战争的口号更受欢迎，而主张议和的贵族们遭到排挤，甚至被推向战场。

平民领袖高呼战争的基础，建立在雅典凭着海上优势赢得的胜利之上。在战争的第七年（425BC），斯巴达再度入侵阿提卡平原，雅典人为扭转局势，占领位于斯巴达后方的派罗斯，并大败前来的斯巴达军，还煽动了斯巴达奴隶起义，是雅典在开战以来的最大成果。

眼见雅典一时处于上风，在战争的第十年（422BC），平民领袖克里昂说服雅典人允许他向色雷斯地区各城市进攻，并寻求斯巴达陆军进行主力决战。安菲波利斯一战将雅典人的自信心摧毁，斯巴达仅仅以阵亡7人的代价取得完胜，克里昂阵亡，但斯巴达军的主帅比拉西达斯也不幸阵亡，斯巴达也感到有些精疲力尽，在雅典贵族派将领尼西阿斯的促成下，双方达成和约，伯罗奔尼撒战争暂时告一段落。

但战争双方都没有和平的诚意，特别是雅典。6年零10个月之后，战争再度爆发。雅典人在其中最疯狂的事情，莫过于远征叙拉古了（416BC—414BC，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南角），几乎是倾国之力。

在远征前后，雅典人还有两大疯狂行径：（1）将反对远征的尼西阿斯推举为统帅。尼西阿斯认为公民大会的决策过于仓促、肤浅与不合时宜，自身也深受肾病的困扰，难以出任统帅。而且他审时度势道：“最近我们才从大瘟疫和战争中稍稍恢复过来，因而应当大力充实我们的财力和人力，正确的政策是把这些财力和人力用到我们本国和我们自己身上，而不该用到那些祈求我们援助的流亡者身上。”但在疯狂的雅典人面前，这番现实的说辞根本无济于事，相反助长了雅典人的选择，认为谨慎的尼西阿斯更容易带领雅典军队走向胜利。

（2）逮捕狂热支持远征的亚西比德失败，造成了他的叛逃。亚西比德是尼西阿斯的同僚，也是远征的狂热支持者，但雅典人的反复无常让亚西比德差点断送了性命。在远征军出发之前，雅典城内的赫尔墨斯石像一夜之间突然毁坏，亚西比德受到渎神罪的指控，政敌们却要求亚西比德立刻出发，等回国后再接受审判。心不在焉的亚西比德与尼西阿斯矛盾重重，在军事行动上根本不能协调一致。就在此时，亚西比德接到了回国接受审判的消息，他果断抛下军队逃亡，并将雅典军队的行动透露给了叙拉古方，此后流亡于各个国家中。

特别是亚西比德的叛逃，给雅典人的士气带来了巨大打击，指挥权完全归于不愿意打仗的尼西阿斯。尽管尼西阿斯军事才华出众，多次将叙拉古逼入绝境，但他优柔寡断，既错过了完全消灭叙拉古的时机，也错过了将军队带回国的时机。最终雅典人在叙拉古全军覆没，尼西阿斯等将领也遭到杀害。对胜利者叙拉古来说是最大的光荣，对失败者雅典来说，是最大的灾难。尽管雅典与斯巴达继续周旋了10年，但最终的失败无可挽回。

四、结语

伯罗奔尼撒战争可以说没有任何一方是赢家，也没有任何一方是正义。但雅典暴露的问题显然更多，瘟疫，是真的能左右历史的发展，成为断送雅典帝国的重要原因。而这场战争，也意味着希腊城邦整体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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